吴亮谈《朝霞》:游荡着,阅读着,谈情说爱着

人物志
吴亮,1955年生于上海,批评家,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的研究者与推动者。著有《城市笔记》《文学的选择》《我的罗陀斯》等。2016年推出长篇小说《朝霞》,聚焦1970年代上海的“少年闲逛者”,引起巨大反响。

“这是上海吗?”
坐在建投书局巨幕般的落地窗前,老吴亮这样问道。他身后,是浦江东岸的超高建筑群,上海中心、环球金融中心、金茂大厦等等,错落有致地排开。
其实吴亮真正想说的是:“这还是我的那个上海吗?”
同样的问题,他在1993年也问过。那年初春,摄影家肖全把他带到淮海路拍照。彼时地铁一号线在施工,马路被挖开,街道泥泞。吴亮戴着副啤酒瓶底般厚的眼镜,穿了件“黑不溜秋的老棉袄”,满脸愤世嫉俗。他觉得自己最熟悉的上海正不可挽回地消失。
仅仅三年前,即1990年夏,一家台湾杂志采访吴亮,他还用“停滞”来概括上海的状况。谁能料到这座城市日后的“疯狂奔跑”呢?
肖全镜头下的吴亮,收入影集《我们这一代》
眨眼间二十多年过去。奔跑中的上海已经拥有14条地铁线,总长617公里。无数马路挖开又愈合,高楼崛起,分割着城市上空。
吴亮呢,从奔四的文艺青年成为六旬大叔。他学会了用电脑写作,学会抽雪茄,每个月都要光顾东大名路上的小店买正宗哈瓦那雪茄。他也学会吃辣,接受了川菜。身材已然发福,尽管还保留着年轻时的齐肩长发,却平添了不少花白。
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吴亮:你的那个上海,早就被遮蔽了,改造了。
吴亮想要言说的上海,有特定年份: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。这很有意思。通常人们谈论上海,要么将时针拨回至1930年代,要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。前者是十里洋场,精致而神秘,其象征是张爱玲。后者,则为发展迅猛的魔都,以陆家嘴的摩天大楼为代表。
介于两者之间的那数十年,却很少提及。尤其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它仿佛一个走丢的孩子,被历史遗忘了。
但吴亮没有忘。“我记忆力非常好,”他说,“很多细节就刻在脑子里。”在60岁那年,他终于把它们织成大部头——《朝霞》,422页,25万字。

《朝霞》的背景设定于1965年到1976年之间。这两个节点对吴亮有特殊意义。1965年他11岁,1976年22岁,恰好是从少年变为成年人的全过程。无论事后怎样评价这十年,有一点吴亮是承认的,它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他。
从主人公阿诺身上,我们能看出吴亮是如何长成的。吴亮也不讳言,这个“少年闲逛者”烙有他本人的影子。而阿诺的伙伴们,如李致行、孙继中、沈灏、艾菲、纤纤,也各有所本。“只不过我做了变形,让原型们看不出来。”
这些十二三岁的少年,游荡着、观察着、思考着,也交流着。他们互换书籍,摸索着文学、哲学和艺术,凑在一起听漏网的古典音乐,谈论政治和爱情。胆大的还品尝禁果。有趣的是,周遭环境虽动荡,他们却与之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——既不参与各类运动,也不真正感兴趣。他们更像在冷眼旁观。
这真实吗?在建投书局·上海浦江店举行的“吴亮读者见面会”上,嘉宾黄修毅提出了疑问。在他印象中,无论电视剧《血色浪漫》,抑或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年轻人都不可能自外于时代的洪流。区别只是,有的主动,有的被裹挟。
《朝霞》里表现出的那种疏离感,可能吗?
吴亮回答,1966年自己还小,轮不到做红卫兵、造反派。而学校已瘫痪,大人们又忙着闹革命,没空管孩子。于是出现了一大批满大街乱晃的“骚年”。
阿诺及其小伙伴即是如此。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剧变充满了好奇,却无法置身其间,久而久之,产生了局外人般的疏离感。用吴亮的话说,他们过着一种“在那个时代似乎不可能的例外生活”。
吴亮在建投书局举行的读者分享会上
是例外,但也真实。至少这符合吴亮的私人经验。
1966年吴亮11岁,正在念初中。运动来了,书没得念了。十多年后吴亮两次高考落败,再没进过学校,因此他自称只有“小学学历”。
以那样的学历和阅历,当然看不懂波谲云诡的世事。吴亮只知道,变天了。他家所在的长乐路上标语贴满墙,资本家、文化人被抄家、被批斗,最终扫地出门。1967年初,“一月风暴”席卷上海滩,震动北京城,张春桥、王洪文等登上舞台。有人惊悚颤栗,有人亢奋异常,秩序全乱了套。
不过,初期的暴风骤雨并没有砸到吴家头上。相比于那些“牛鬼蛇神”,吴家还不够格。然而是祸躲不过。
惹祸的是吴亮父亲。1937年,吴父参加某抗日组织,积极活动,还曾遭租界巡捕逮捕。可由于该组织属“托洛茨基派”,这一光荣事迹反而成了巨大包袱。“一月风暴”是躲了过去,1968年清查阶级队伍,终于轮到了吴父。
那天吴亮回家,发现父亲蹲在墙角,造反派正翻箱倒柜。他们细细地搜查,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,连那只令吴亮垂涎的“神秘抽屉”,也未能幸免。
眼看全家人的隐私被抖搂得一干二净,平生第一次,他明白了什么叫羞耻感。
更羞耻的还在后面。父亲当着左邻右舍的面被抓走审查,等于昭告天下,他有“历史问题”。那之后,吴亮和小伙伴玩耍时,稍不如意,对方就拿“你爸爸是托派”来压他。“我只能不出门,在家看书。”
可家都抄了,哪儿来的书?“这就是我们的幸运了。”吴亮说,第一波被抄家的最惨,红卫兵本着斩草除根的宗旨,把书籍、字画、古玩等悉数抄走。而到了1968年,最激进的阶段已渡过,抄家烈度有所降低。
“来的是我爸厂里的技术工人,我猜,他们对知识有起码的尊重。”工人造反派抄走了“封资修毒草”,却留下了其他书籍。
这些漏网之鱼成了小吴亮的精神食粮。就是从幸存的藏书中,他读到了法国文学、俄罗斯文学,为托尔斯泰的“爱情名著”《安娜·卡列宁娜》着迷。
吴亮说,只有1956年版的《安娜·卡列宁娜》,他才有感觉
1971年吴亮中学毕业,被分配到静安区饮食公司红旗机修厂。对此母亲还算满意:“侬已经蛮好了,到底在上海工矿啊。”稍长他几岁的“老三届”,得上山下乡。比如吴亮日后的朋友、1955年出生的金宇澄,赴黑龙江嫩江种了七年地。
三十多年后金宇澄回忆,在农村,最难熬的是“没书读”。那套抄家剩下的民国版《鲁迅全集》,他几乎翻烂了。
与知青相比,吴亮的精神生活堪称奢侈。进厂第一天,他就遇见了小学同学赵干城。赵也是书痴,而且渠道广。“那些年我读了许多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,大部分来自他。”至今,吴亮还能快速地列出一长串书名:
屠格涅夫的《贵族之家》《猎人笔记》《父与子》,果戈里的《钦差大臣》《死魂灵》,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,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》……
吴亮的书友不止赵干城。事实上,趣味相投的人总能彼此找到,形成一个个隐秘的交流圈——用我的书,换你的,再与他交换。最稀罕的书,印有“内部发行”标记,十分难得。而吴亮就读过《赫鲁晓夫回忆录》《阿登纳回忆录》等等。这意味着他“路道粗”。
书友们还结伴翻越围墙,溜进抄家后废弃的住宅,搜寻幸存物。就在那儿,吴亮偶遇了不少民国书刊,包括一本以“很漂亮的蒋介石”作封面的《良友画报》。他怕出事,没敢拿。
《良友画报》也让吴亮首次对“民国女性”有个概念
与此同时,吴亮如饥似渴地阅读哲学、政治类书籍。他随身携带《共产党宣言》,每逢下雨,就躲到角落里啃。随后进阶到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,发现没收录《哲学的贫困》《神圣家族》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,就去上海图书馆查全集。
到今天吴亮依然记得,他跑上二楼阅览室,请出用深蓝硬皮精装的《马恩全集》,认认真真抄写。
“是什么吸引了我?我又在寻找什么?”吴亮曾经反复自问。没有标准答案,但肯定与形势有关。1971年的“九一三事件”造成了巨大冲击,很多人困惑、动摇,“中国向何处去”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。
当时吴亮还年幼,没那么高觉悟,但,弥漫书友圈的怀疑气氛同样感染了他。而哲学,显然是答疑解惑的利器。于是,这个小青工怀揣“马列小册子”,利用一切时间阅读。为此,他每个月都要被扣奖金。
因为不敬业,厂领导打发吴亮做泥水匠,一个辛苦的户外工种。简单说,屋顶、烟囱、墙面……只要坏了,不管刮风下雨,泥水匠都得去修。
有一次修完屋顶,吴亮独自坐马路边抽烟,看着来来往往的人,觉得都比自己过得好。“我这辈子就做这个生活了?”他不甘心,开始频繁请病假,窝家里拼命地读书。“读书像吸毒,戒不掉。”
在精神荒芜的年代,吴亮却享用着一道道精神大餐。这有些吊诡,可事实是,1970年代的阅读奠定了吴亮的知识结构。他比同时代人读得多、读得深。1980年代“伤痕文学”风靡,早已熟读大师的吴亮,翻一翻就没了兴致:差太远了啊。
凡此种种,都折射到《朝霞》主人公阿诺身上。他就像吴亮,四处游荡,寻找隐秘的书籍和投契的朋友,做读书笔记,与友人通信。阿诺的小伙伴们亦复如是。难怪《朝霞》被视作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。
这代人又是不可复制的。对此,评论家程德培做过精彩分析:
他们年轻轻也不学好:请病假消极怠工,抽烟并且过早地谈情说爱,不务正业且“游手好闲”。他们的行为特征就是闲逛、游荡、不合时宜地阅读与思考,脱离“政治”地议论政治,整日生活在漫无边际的聊天和格格不入的闲言碎语之中。
1980年代,程德培、吴亮、李陀是上海评论界最亮眼的三面旗帜。程德培后来又和吴亮在上海作协共事数十年。对老友,可谓知根知底。
其实熟悉吴亮的人不会对《朝霞》感到意外。2011年,吴亮就在《我的罗陀斯:上海七十年代》一书中,提供了阿诺们的原型。只不过,《我的罗陀斯》是纪实,《朝霞》则是小说。
用纪实的方式写了一遍,用虚构的方式再写一遍,为什么?吴亮倒也实诚:“因为金宇澄啊。”
从2011年起,金宇澄在弄堂网连载《繁花》,2013年发表于《收获》杂志,2013年推出单行本,轰动全国。2015年,金宇澄获得茅盾文学奖。
“我们在同一幢楼里待了三十年,他说我肚子里有很多东西,要赶紧写下来。”吴亮却一直拖着,借口是,文学批评家不擅长创作。他宁愿写回忆性文字,也不写小说。直到《繁花》声名鹊起。
2016年,吴亮也在弄堂网注册,用“隆巴耶”的网名发帖。“一段段地写,刚开始没想到会变成长篇。”到五六万字的时候,一个宏大的结构浮现了。他计划写四十万字,前二十万字讲1970年代,后半部分进入1990年代。
最终,计划完成了一半——《朝霞》单行本聚焦1970年代,偶尔触及新时期。即便如此,25万字的体量也够厚重了。
关键是,这部小说的界面不太友好。全书共分101节,600余个片段,人物繁多、情节跳跃,还夹杂着大量对话、呓语、书信和读书笔记。乍一读,不知所云。
看来,《朝霞》虽由《繁花》引发,年代背景也多有重叠,但这是两部差异甚大的长篇小说。金宇澄一直说,自己把作家的位置放得很低,就是讲故事、愉悦大众。吴亮呢,1980年代即为中国先锋文学的重要推手,后转向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与评论。其写作素以观念化表述见长。
按照程德培的理解,吴亮运用互文性、元叙述等手法,将日常生活与哲学思考相杂糅,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文本。因此,《朝霞》更应该和《哈扎尔辞典》《跳房子》等实验小说放在一起。
《朝霞》还有一个和《繁花》很不同的地方。金宇澄没写知识分子,吴亮笔下的邦斯舅舅、马立克却均为读书人。“我父亲、舅舅都是知识分子。”他说,“我二十岁时交往的五十几岁的人,也是。”1949年前,他们是律师、医生、会计、资本家,此后靠边站,并在1970年代和吴亮这样的边缘人结为忘年交。
“我写的,就是那些多余的人、归来的人、释放的人、离散的人、幽闭的人、双重人格的人、无用的知识人。”吴亮总结道。
至于书名“朝霞”,取自一句印度古诗:“还有无数朝霞尚未点亮我们天空。”尼采把这句诗印在了其哲学论集《朝霞》的扉页上。而对吴亮来说,“朝霞”还有另一层含义:1976年过完,一个时代结束,“新的黎明”即将到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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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字 / 唐骋华
图片 / 李 璐
编辑 / 乔如月
视觉 / 徐铭远
(部分图片来自网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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